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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物产人力等资源，形成住宅市政基建产能等资产，发放存款债券股票等债权，也是收入财富钱。
现代银行金融的代码起源，就来自于这些海商共同体。贩粮贩酒造船织布等诸多群体之间，需要高频借用资源、支付补偿、分享收益，没必要琢磨怎么征服和强制其他群体（也没啥效果），就会不断发明货单、汇票、保险、股票、银行、公债等合约，以及仲裁、法庭、议会等协商规则。从古代雅典到中世纪威尼斯，地理大发现之后逐渐汇集到荷兰，最后传入英国。
部落村社宗族内部或彼此之间，争夺土地领地水源时可能相当惨烈（比如中国的多生儿子好打架，清代土客械斗死亡上百万；印度的寡妇还是烧了好；中东沙漠娶叔伯的女儿而不是姨母的，砍起外姓时更下得去手）。当银行能够提供农地和住宅贷款时，就能把下一代青年从这种状态下解锁出来，一方贷款买下碎片土地，另一方拿到的钱还能变成进城首付，可谓“化干戈为存款”。
倘若能把下一代青年基本抽走，能够适应房贷合约租房合约、市镇社区公约、各类企业或公用事业岗位规范的约束，他们就会抛弃传统的部落村社宗族教会等庇护网络，传统的生存智慧、道德习俗甚至婚育观念。银行通过“给钱”、拒绝、清算等高频的即时的奖惩，仅需一两代人，驯化效果或“文明程度”，也能好过一两千年来，各种传统宗教的“神明”或“天堂地狱”等劝谕。
而且工棚贫民窟时代有效的民粹排外仇富等动员方式，对他们也不那么灵了。这些青年在革命者眼里是燃料，在秩序维护者眼里是不安定因素，在销售端眼里是垃圾尘埃，在制造端眼里是打螺丝的，在银行金融人眼里，应该是有待筛选挖掘的金矿，交给我们就有可能复刻日韩二十年增长二十倍的奇迹。至于他们祖辈或传统是啥样子的，没那么决定性。
这实际上重写了人类自驯化粮食牲畜、组成大型社会以来，几乎所有的底层代码，近乎是万年一遇级别的系统升级迭代。包括债权网络互相联通的“列强”们，彼此也不再敌对，变成天然的军事同盟，而且也对扩张领地毫无兴趣。
…凯恩斯未能预见，战后居民家庭向银行借贷、“投资”于住宅生育时所创造的海量存款，不仅能把企业产能和雇佣拉到飞起，还不会像国债那样极易被各方争相滥花
…社会供需视角来看，经济学应该更像医学，初级训练的就像社区医生，为普通家庭等提供信贷保险理财置业养老等建议；中级高级训练的则服务于企业市镇、银行保险等机构。其内容也更应接近生态学而非物理学，首先要熟悉银行金融、制造零售、建筑装修、军队警察等等“社会物种”，之下有群体和个体；之上有市镇国家等“生态群落”和“生态系统”。
…政治学者们大多也意识不到战后银行金融业的角色变化，导致战争型征服型管制型“国家”，其存在的合理性已基本消失。市镇之间、国家之间由于彼此持有债权、互为借款人和股东，天然就是同盟，少量高科技职业化军队，有效使用就能摆平。
其次，居民家庭们自主选择的市镇社区公约（涉及土地收税发债治安环卫、学校医院运营补贴等），以及相邻市镇之间的共用或禁止（比如污染），应当得到尊重，有冲突了可以有仲裁机制，而不是全国民意代表立法或特定部委官僚可以武断决定。
再次，应当由保险业公会而非立法者和部委官僚们，评定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商品标准，驾驶电工持枪餐饮行医等资质，住宅商场工厂矿山电站等的安全标准，公共卫生检验检疫和出入境签证，境外航行旅行投资反恐等事宜。限制各方自由时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发生决策误判时也会损及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们没兴趣争夺权位，也能更有效的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合作。
还有银行公会的角色和分工等。当下国家的诸多设定仍然是应对危机和战争时的遗产，官僚科层制更多是沿用了军事军功序列，政党政客能压垮市镇自治，也是方便军事动员。所以没了战争或冷战，那就权力内战，赢家也会想着对贫困或污染或歧视或二氧化碳什么的“宣战”。至于未来代价，自己两三年到五六年后自己还不知在哪儿呢。
不过这些目前也无药可解，不鼓吹国家能力或民意至上的政治学者，大概率只会越混越惨。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会培养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虽然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但是中产阶级因为能力等原因自身议价权较足,从而有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与消费能力,并提供了无产阶级上升通道,从而保证国家因为资产阶级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止于使得无产阶级感到太过压迫。
从更底层逻辑看，当国民不再需要应对全民战争时，就需要另一组委托代理人。他们选举出的市镇长官议员倘若自动组成一个议会，肯定不会通过各种法律来捆绑自己。银行业基金业等代管着多数国民的财富并且同盈同亏，合法性远高于民意代表的空口承诺和私下勾兑，倘若能组成一个议会，你换家银行或基金就等于投票了。同理，保险业也更有资格参与或主导国防外交边境公卫防灾社保医疗等委员会或专项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