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文学家与西方文学家的不同
分析把握中国文学的特点，可以有很多的途径，途径之一是从文学创作的主体即文人的特点入手。因为文学是文人写的，文人与文人有什么不一样，作品可能就有什么不一样。途径之二是从文学的载体（语言文字）入手，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而语言是相对客观的一个东西，便于分析比较。第三个途径是研究文学的本体，就是文本（包括母题、体裁、结构等）。比方说我们中国的文学里面的一些母题，边塞诗、爱情诗、神话诗、游仙诗、赠别诗，以至西王母、洛神、扶桑、柳毅传书等等，可以和外国文学的同类母题进行比较。
我今天主要从文学的主体也就是文学创作者这个角度谈点意见。文学主要是文人创作的，我说主要是，因为还有不是文人创作的，还有民间创作的，但是毫无疑问，古代文学还是以文人创作为主。各个民族、国家，其文学的创作者的身份、功能、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学的特点。我又要打一个比较粗浅的、俚俗的比方，就是鸡和蛋的关系，鸡不同，生的蛋就不同；鸡和鸭不同，鸡蛋和鸭蛋就不同；创作者不同，就决定文学作品肯定不一样。
那么，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与西方的文学家有何不同呢？**一是社会地位不同；二是社会角色、功能和自我定位不同；三是人生的理想、知识结构和人生道路不同。**在西方，文学家地位一直很低，文学的地位也是不高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是进行描写的，把生活里面的一些情况模仿、描写出来，他觉得容易让人从中学坏。西方早期的文学艺术家，一般都做行吟诗人，到中世纪做贵族的门客，比方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这些画家、雕塑家都是给贵族做门客的，帮他们家里搞雕塑、搞绘画。音乐家要么在贵族家里演奏，要么在教堂里面伴奏。近代文学艺术家转变为靠版税生活的人。西方的文学家就是一个职业，所以文学艺术都被看成是一门文字的游戏和手艺。西方的文学家在社会中没有特殊的地位，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行当，而且还是比较穷的一个行当。有人爱好写诗、演戏，不好好做生意、养羊、种庄稼，一般人都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而中国古代的文人就不一样了。中国古代的文人地位较高，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处于上层。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结构中，贵族是很少的，后来几乎没有，真正社会的主体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在“士农工商”里面士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
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文人士大夫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这与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发展过程有关，是受后者决定的。中国先秦夏商周时代就已经有比较完备的统治体系，就需要人才来管理社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因为诸侯国之间剧烈竞争，导致人才特别受重视。古往今来都是一样，国家之间要竞争，人才就受重视；国家之间不竞争，人才就不受重视。大家注意，中央这次开了人才工作会议，现在中央对人才，特别是对科技人才极其重视，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春秋战国时代，人才的地位就非常高，“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不用我，不重视我，我就另谋他就。这样我就不仅不帮你，还帮你的竞争对手来整你，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当时各个诸侯国都特别重视人才，想方设法抢人才。
中国秦以后施行的政治体制，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不是封建制，没有真正的诸侯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和西方不一样，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中国不能够允许诸侯的存在，有诸侯存在就会发生内乱，所以必须是大一统，一切归中央管，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而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土地这么广阔，就必须有大量的官员来帮助皇帝管理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相关的人才教育制度、科举考试制度、职官制度应运而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西方没有这么个阶层，因为西方长时期是封建制，诸侯国都很小，只需要贵族、亲戚、管家们管一管就可以了，不需要文人当官管理社会。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一个士大夫阶层，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也是我们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是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体制的产物。士大夫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传承者，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里面居于重要地位。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这个群体在社会里面处于优越的地位，它就对社会产生了主导性，对其他东西产生一种吸附效应，对其他群体形成一种打压效应，使文化的各个方面以至整个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士大夫化。比如说文学，清代文人还要用先秦的文言即先秦的词汇和语法来创作。因为文人认为这些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因此就要写成这个样子，这是他们的身份标志。其他人就进不了这个圈子，要进这个圈子，你先有这个本事再说。所以中国古代文学长时期保持用文言写作的传统，通俗文学受到压制，发展比较迟缓，这就与中国古代存在一个士大夫阶层有关。又如绘画，我刚才讲了中国古代以写意画为正宗，而不是工笔绘画；书法中篆书、行书、草书是大宗，而不是隶书、楷书；音乐本来是很复杂的，要有天赋，要经过艰苦的训练，才能达到较高水平。但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后来越来越走向哪条路子？叫“玄羹清瑟”，就是抚琴什么的，发出了“嘣～”的一声，然后半天没声音了，然后再“嘣～”的一声，接着又半天没声音了。音乐怎么这么简单的呀，音乐本身应该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文人没有那个本事，他们就说你那个是低水平的，只是“技艺”，我“嘣～”两下是最高水平的，有意境，有品位。所以上海音乐学院那些学西洋音乐的老师就很有意见，说那些学民乐的人，整天在那里喝酒啊抽烟啊，而钢琴家们呢，每天都要苦练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中医也是这样，叫“儒医”，一般的医生不行，档次太低，我是儒医，动不动是阴阳五行这些东西，云山雾罩，故弄玄虚，鲁迅先生对此有非常尖锐的讽刺。武术也是这样，本来武术就是硬碰硬地打，结果我们说要“侠之大者”，“侠之大者”实际上是没有武功的人。所以中国的武功后来变成什么了？外国人把中国的武功叫做dancing，就是跳舞。搏击打的就是三个东西：力度、速度、角度，就这几个东西，哪有那么玄呢？你们不要相信那些武林大师的鬼话。这就是中国文人把武术也带偏了。当然，这里我讲的比较多的是消极的一方面，文人主导社会，主导文化，使中国古代的绘画、书法、音乐、中医、武术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士大夫化了，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比如提升了我们武术的境界，提升了中医的品味之类。总之，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士大夫阶层，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决定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文人与文学的关系更密切，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过程和特色。
所以我的结论之一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不等于西方的“文学家”。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文人，等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家，等同于西方的文学家。其实中国古代的文人与当代的文学家、西方的文学家有很大区别。我们不能以今律古，以西律中，将中国古代的文人等同于西方的、现代的文学家，用现代看待和分析文学家的眼光和方法，去看待中国古代的文人和文学。而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还是这么做的。
中国古代文人通行的人生道路，就是“学而优则仕”。他们读书、求知、修炼、写作，不是要当个文学家，而是要当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之所以“高”，不是因为有知识了，主要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得太露骨了，学习知识和技能，是要拿来“货”即卖的，是拿来换取利禄的。士大夫对本阶层的角色定位很清楚，就是熟读经典，精思为文，把文章写好，这是这个阶层的看家本领，然后把文章当敲门砖，去当官，去“得君行道”，建功立业，拯救天下。中国古代文人与西方文学家、现代文学家的这个区别，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很多年前有一件事情，对我震动很大。我发现西方的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学的著作里，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家，是这样介绍的：李白，官员、诗人；杜甫，官员、诗人。我们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会这么介绍吗？不会的。因为我们觉得杜甫、李白算什么官啊，中国古代文人真正当官的多了去了。西方人之所以特意这样写，是因为他们感到很奇怪，一个诗人怎么会做官呢？杜甫是做过官，真正担任过的有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等职位，还挂名检校工部员外郎。李白也做过官，翰林供奉。西方人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一个搞文学的人应该是在外面到处漂流的，写诗的怎么会去做官。而在我们中国，这是个常态，而且他们两个根本不典型，更典型的是屈原（三闾大夫、左徒）、贾谊（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蔡邕（祭酒、左中郎将）、曹操（丞相、魏王）、王羲之（刺史、右军将军）、张九龄（宰相）、欧阳修（参知政事）、王安石（丞相）等。陶渊明再不济，也做了几个小官（参军、县令）。我们历来对此习以为常，没有什么感觉。但与西方一比，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中西文人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中国古代文人有几个没做官的？当然也有，但很少。套用现在流行的套话说，中国古代的文人，要么正在做官，要么在争取做官或被逐出官场的路上。即使归隐林下了，也仍然心悬魏阙，关心政治。因为做官的职责是了了，做士大夫的职责还没有了。
于是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就是文人、学者、官员三位一体。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自我定位，绝不仅是写点文学作品，而是要“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追求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排在最后。文学属于“立言”，但古代文人所说的“立言”，主要不是指文学，而是指经学、史学、子学。中国古代文人都是这样想的，这就对文学有影响了。例如，文人要追求“立德”，那要把文学写好就比较难了。文学与道德有关，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道德讲理性，文学讲情感，可能不一致的地方更多一些。中国古代有很多文人，不写文学，或写不好文学，就与这种“立德”的理想有关系；其次立功，士人们主要心思都在功业上，在政治上，文学怎么写得很好呢？比方说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大家经常拿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比，看谁的成就更高。莎士比亚一辈子都在搞戏剧，汤显祖写剧本就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他其他时间在做什么呢？他研究经学，研究宋明理学，大量时间里都在学习、思考、谈论这些东西。他还研究史学，准备重编《宋史》，据说积累的资料就有好几百篓。还准备写当代史即《明史》，也做了不少准备。但他更多的精力，是准备当大官。你读汤显祖的文集，会发现他一天到晚都在关注政治。他只是是花了很小很小的功夫来进行戏曲创作，写出了《临川四梦》。所以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可以说是不太合适的。因为莎士比亚就是个文学家，他当然也是个剧院老板；而汤显祖是个文人，他主要的兴趣在政治方面、在学术方面。首先是当官，其次是想当个学者，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写点文学的东西。如果这么比，汤显祖的戏剧成就可能是比不上莎士比亚，但谁的本事更大一些，还真不好说。再例如，李白的理想是什么？他从没说过我就想当个大文学家，他说的是“愿为辅弼，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那就是当宰相。杜甫的理想是什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稷与契”也都是宰相。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开过玩笑，中国古代每个文人都想当官，而且每个人都想当宰相，没当到宰相都不满足。只是除了黄巢、洪秀全等几个人外，一般不敢说想当皇上，因为那有风险。
**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目标，绝不仅是现代意义和西方意义的文学家。**像这种比较纯粹的文学家，在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不高，而且还很低。《旧唐书》里面就讲“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一个人没有器识，只有点文采，有点技巧，是不可取的。这个话是裴行俭（当时的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长）贬低“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说这几个人文采是有的，但是道德不行，政治不行，不会有前途，不值得肯定。你还别说，还真被裴行俭说中了，这几个人后来命运都比较悲惨。《宋史》里面也记载，刘挚曾提出过一个说法：“一为文人（这个文人相当于狭义的文人即文学家），便无足观。”清初顾炎武在《与人书》里面又重提了刘挚这个说法。这就是说，你如果成为一个狭义的文人，一个纯粹的文学家，只能够写点诗文的话，基本上就会被归到有才无行的行列，人们就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什么可观的。中国古代人认为，一个文人士大夫首先要“立德”，成为道德的楷模，那是最理想的；其次是“立功”，干大事，给国家作出重大贡献，青史留名；如果两者都做不到，只能退而从事写作以求“立言”的话，也首选写经学的著作，然后写史学的著作，然后再写子学的著作，可以自己发点言论，最后才是文学创作，高低非常清楚。在清代，甚至史学都不受重视了，所以顾炎武说“读史让人玩物丧志”（可是我们现在觉得史书都很难读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读史书，比如读那些人物传记之类的，读起来很好玩，就玩物丧志了。真正的学问是什么？是经学、理学，还有作为经学的附庸、为经学服务的“小学”（语言文字学），这才是学问，才称得上“立言”。这就是中国古代人对文学的看法。
不管现实结果如何，中国古代士大夫就是这样想的，这种人生理想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文学创作只是中国古代文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文化理想的手段之一，不是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西方文学家则基本不考虑这些，不考虑立什么德，立什么功，写什么学术著作。文学是他们的重要谋生手段，他们主要把文学当成一种技艺，主要考虑的是把歌词、故事、戏剧写好。现代西方文学艺术家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多发行一点，多得点版税，这就是区别。
现在中国文人或者说文学家的情况当然不一样了。因为时代的变化，社会的现代化分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们今天关于文学家和文学的概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已经完全是新的概念，已经基本与西方一致。中国现在的文学家基本上与西方文学家一样，就是个编故事的人，就是想自己的作品多卖点，多赚点版税。这种分工、趋同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企图逆转是不可能的。比如让我们现在的文学家像中国古代的文人那样，做道德楷模，做大官，从事政治和学术，是不可能的，也是荒谬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它会产生深远影响。受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现代的中国作家仍然多少有这种意识，比方说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充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等。我们现在有些文学家还在追求文学的重大的、深远的社会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是文学家，生活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总要读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和文学作品，了解古代文人的生平和思想。看得多了，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比如我们在评论文学的时候，往往不仅在意作者是否把故事写得好，编得好玩，有想象力，语言是否漂亮，我们还觉得优秀的作品应该有重要内涵，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有重大思想意义。比方说莫言得了诺贝尔奖，这当然是种种原因造成的，中国人对莫言的评价并不一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西方人看文学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认为文学要有想象力，要发掘语言的潜能，玩语言的魔方，他们觉得这才是文学，莫言的作品就比较符合他们的视角和标准。而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好的文学应该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更有价值，我个人更喜欢这些作品，因为这些作品里面有重大主题。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不少人之所以有与我相同的看法，就是因为我们的脑海深处，还盘旋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文学观念的幽灵。
二、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特征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学有三个特征最为突出。
1. 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
中国古代文人对自己的定位是“三不朽”，相应地给文学的定位也非常高：“经天纬地曰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然这里是讲的“文”“文章”，包括文学，但不仅是文学。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的“文”，绝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而是一个宏大的体系。往上，是天文，包括日月星辰、风霜玉露；往下，是地文、水文，包括山川河海，草木虫鱼；中间层面是人文，包括一切的文字、文采、文饰，朝廷的各种制度、各种器物，最后才是文学、文章。天文、地文、人文是相通的，共同构成宇宙之文。我们中国古代人所讲的“文”，就是这样一个通天通地的东西，就赋予了文章（包括文学）以神圣的地位，崇高的使命。
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者，即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身份是官员、学者、作家三位一体，特别关注政治，关注现实，所以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极其密切。人们要求文学关注政治，有用于政治，赞美美好的政治，反映社会各种问题，批评社会的阴暗面。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学较少写政治，主要写什么呢？写爱情。恩格斯曾经说过：“800年来，爱情成为文学围绕旋转的中心”。除了爱情，可能写自然景色的也不少，然后是关于鬼神的想象，大概这几类比较多。
中国文学关注现实，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了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或者说关注现实的传统。《毛诗序》对此讲得非常清楚，它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最精辟的概括，形成经典的理论观念，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经》分风、雅、颂，雅里面又分大雅、小雅，“是谓四始”，这就是《诗经》的传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个传统的要义就是：文学与现实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又反过来作用于现实。文学来自于政治，关注政治，又作用于政治。
其次有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传统，合起来就叫“风骚”的传统。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也是关注政治的。屈原的作品中，反复回荡的主题就是关注政治，希望实行政治改革，实现政治理想，抒写自己遭遇政治挫折以后的痛苦。所以“风骚”传统是一致的，都是关注现实、关注政治的传统。在《礼记•乐记》里面，对这一传统有类似的表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到后来，大家知道，还产生了一个“诗史”的概念，这是对杜甫诗歌的最高评价。唐代孟棨的《本事诗》讲到：“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於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反映社会现实，一一记载，历历在目，清清楚楚，比历史的记载的还要好。有很多人，比如钱谦益、仇兆鳌等，研究杜甫的诗，发现杜甫的诗歌里面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载，包括时间、地点、过程，以及这个事件的真相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某些地方确实比历史书中的记载还要准确、深刻。因为杜诗还是诗歌，因此还更生动传神、真切感人。在杜甫之后，“诗史”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崇高的荣誉，成为中国文学的理想、目标。如果说谁的作品达到了“诗史”的水平，那就是给他一种崇高的神圣的地位。白居易的话大家就更熟悉了，“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都强调了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关注现实，这是个优点，但同时带来一个缺点，就是太关注眼前的现实，想象力比较缺乏。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接不接受得了。中国文学是缺乏想象力的，欧洲人这么认为，日本人也这么认为，印度人更会这么认为。最初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在浙江大学的时候，听四川大学的项楚先生做讲座，他讲的就是印度文学的想象力如何了不起，相应的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不免逊色。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其实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论述“佛教的翻译文学“时，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印度文化说芥子纳须弥，微观世界可以小到再小到无限小，和现代物理学的说法差不多；宏观世界呢，三千大千世界，可以一重天外面再一重天，其外还不知有多少重天，这又与现代天文学的说法差不多。由此可见印度人是比较有想象力的，我们中国是不大有想象力的。你们可能会说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有《西游记》啊。很不幸，《西游记》主要是受佛教影响，受到印度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些很巧妙、很有趣的想象，比如说“阳羡鹅笼”的故事，我觉得是中国古代最好玩的想象之一，据陈寅恪、季羡林先生等考证，也是从印度佛教来的。他们把好多中国过去的一些传说的源头都弄清楚了，很可能都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
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不大注重想象，为什么？因为孔子定了规矩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我们中国古代主要是一种农业文明，从事农业要脚踏实地，尊重经验，不能胡思乱想，所以我们是排除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左传·昭公十八年》里写到子产，大家知道孔子是比较佩服子产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你管人道就行了，天道你怎么知道啊，不要去胡思乱想。这种观念就变成中国的一个传统，关注现实，不关注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注意想象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学是比较缺乏想象力的。比方说我们对森林、对大海、对宇宙等，早期还有一些想象和描写，比如说在《山海经》里面、在《天问》里面。大概各个民族的文化源头上都差不多，但是后来分岔了。越到后来，中国文化和文学逐渐定型以后，想到、写到这些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中国人因为太关注现实而缺乏想象力的表现。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中国古代文人的特点，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如特别关注现实，相对缺乏想象力等，还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中国古代文学是个大文学、杂文学的概念，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一直不完全区分，有人甚至有意模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文人的身份没有变。文人还是士大夫，还是文学家、学者、官员三位一体。他们要同时思考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史学、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的问题，要同时写作这些方面的文章。所谓文学只不过是他们用来表达在这些方面的见解的工具，其中的文体的差别就不太明显，也不太重要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可以用于各种用途，几乎一种通用工具。反过来，中国古代很多应用性文体，也带有较多的文学性。如中国古代官员写的奏章，赞礼中写的歌词，朋友之间的应酬，悼念人去世的哀词等等，本来都是应用文，但古代文人绝不会只是简单地把这个事实写出来，一定要写得有文采，有形象，有文气，有结构，显得非常漂亮。甚至哲学论著、历史著作也写得很漂亮，如大家很熟悉的，欧阳修就讨论过史学著作如何修辞；宗教著作也写得很漂亮，古代的大和尚，文章写得不漂亮，可能就做不成大和尚，像僧肇的《中论》，是用骈文写的；政治奏疏方面，汉代贾谊的《新书》、唐代陆贽的《陆宣公奏议》是典范，都写得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文采斐然，感染力极强；法律判决书，中国古代地方官员要审案，如财产纠纷、情感纠纷之类的案件，就要写判决书，也有可能是用骈文写的，写得骈四俪六、文采斐然，特别有意思。其他的，包括生了个孩子，或者建个房子，都会写文章，文采都好得不得了，完全就是一篇文学作品。总之，中国古代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的边界，有所厘定，但一直不够清楚。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编的中国文学教科书，还是将这些文体都归于文学，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也归入文学的范畴，还是一种大文学、杂文学的概念。
**中国古代文学，由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派生出一个附属的隐逸传统。**中国古代隐逸文学倒是真能构成一个传统，西方很少这种作品。因为西方文人基本没有做官的可能，所以就谈不上隐逸了。西方的宗教教士有可能隐修，写些相关的作品，但这和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学不同。近代工业化、城市化以后，西方又有一些人倡导逃离喧嚣，回到自然环境中，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代表，但它与中国古代隐逸文学也不同。中国古代的隐逸，主要是针对做官而言的。如果不追求入世、建功立业，也就不存在所谓隐逸的话题了。无“进”则无所谓“退”，正因为求“进”，所以才有所谓“退”。所以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的传统，是现实关怀传统的副产品。隐逸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政治失意的自我慰藉、对生命的体认和向往自由的愿望、追求道德完善的理想等几种因素的混合，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政治失意，或对政治绝望。所以中国古代文学里面，总是存在着庙堂与江湖、理想与失落、社会与个人的双重主题变奏。当官可以服务于社会，不当官则可以追求个人的自由。如何平衡，如何取舍，如何自我安慰和安慰他人，中国古代文学里面这个双重主题变奏非常复杂，有时说的是追求自由，享受自由，但又有政治上失落的感觉，两种旋律往往交织在一块，我们必须细细品味，才能准确把握。
2. 深厚的伦理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注重伦理，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足以构成一种传统。文学与伦理应该是有较大区别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有冲突的。文学与伦理的关系，有很多人专门研究。我觉得文学绝不能完全和伦理一样。伦理是要讲规矩的，社会没有规矩不行；文学的宗旨则是追求自由，包括心灵的自由，情感的自由，身体的自由。我总是强调，社会是多个维度共同支撑的，各个维度各负其责。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包打天下，因此也不能排斥其他维度的存在。这个社会如果只有伦理，那人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但如果只有文学，没有伦理，社会又会一团糟。所以既要有规矩，又要有自由，还要有法律、政治、经济等等，彼此都不能替代。相互之间的冲突，构成促进社会演化的一种张力。就文学和伦理而言，两者应该有分工，各司其职。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注重伦理，几乎以伦理来主宰文学，这一点很特别。
在《论语•阳货》里面，孔子就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差不多是把文学当成一个伦理的工具。《毛诗序》里面讲“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继承了孔子的说法，也把文学当成一个伦理的工具。这一说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后来中国的文学特别强调“文以载道”，或者讲“文以明道”，当然这两个概念又有一定差异，但强调文学要以道为本，以道为重，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强调文学的伦理功能，首先是强调文学要有助于加强个人的修养，其次是要求文学发挥协调社会关系的作用。**我举个例子，我觉得它很能说明中西文学之间的差别。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是《诗经》，《诗经》的第一篇是《关雎》，《毛诗序》前面是《诗大序》，是讲整个诗经的；下面的一段是《诗小序》，是解说《关雎》的。这篇小序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现在觉得这就是写青年男女谈恋爱，但《诗小序》的解释是，这里写的是周文王的正妃叫太姒，她帮助周文王求淑女、求贤才。这里把周文王的妻子，可称得上我们华夏民族之母的，塑造成如此贤德的一个女子。那么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里面所写的海伦，大家去看看她是什么样子。她明明有丈夫的，看到一个男孩子长得漂亮，就跟着跑了，到路上发现另外一个男孩，又和另外一个人跑了，然后又回来了，如此等等。我们中国人看到海伦这样，会觉得这怎么行呢，这个太不行了。但西方人好像没怎么谴责她。我们这边的太姒，他们那边的海伦，应该都是最初的女性偶像，但是两个偶像完全不一样。中国文学重伦理，西方文学重自由。
我们常说，文学艺术应该追求真、善、美，贬斥假、丑、恶。这么排序是有道理的，因为一切事物，首先必须是真实的，然后才有可能是善的和美的。真的不一定是善的美的，但不真实的肯定不可能是善的美的，所以真是前提。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因为强调伦理，“真”不是最重要的，“善”才是最重要的。真（反映现实）不是最高理想，美也不是最高理想，善才是最高理想。如果排序的话，我们排在第一的是善，其次是美，最不重视的是真。《论语·八佾》里面讲，“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最高理想是“尽善尽美”，就是没有提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不大敢逼近人性、人生、人世的真相，人性、人生、人世的真相是很残酷的，是很暗昧的。我们中国又缺乏足够强大的宗教传统给人以抚慰，揭示出人性、人生、人世的真相会让人感到绝望，而且有可能刺激一些人为恶的冲动。于是，我们采取了另一种道德伦理策略：回避那些真实但也阴暗的东西，努力塑造一种善的东西，为大家提供一种楷模，让大家向这个方向努力。为了获得好的效果，我们是不惜掩盖真、改变真的。西方文化以性恶论为基础，中国原来也有性恶论、性善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可善可恶论等等，但最后我们选择了性善论。我们强调人之初，性本善，为善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于是我们塑造了无数善的形象，而忌讳一些人生的阴暗面。像西方人讲的弑父情结、恋母情结之类，我们都是不提的，或有意遮蔽的。对此陈寅恪先生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大家可以参看。
所以我前面讲到，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前面一种传统，到底叫现实主义传统，还是现实关怀传统，是颇为犹豫的，其实可能说成关注现实或者政治的传统更合理一点。因为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不等于真实主义，它是符合善的现实主义。首先要善，如果真而不善是不行的，为了善而不真倒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种“符合善的现实主义”就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就不是一种充分真实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伦理化的符合善的现实主义，如果还是把它称为现实主义的话，也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同样是现实主义，具体内涵不一样，这就是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的特色。
关于中国古代人对“真”的看法，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教授，专门写过这方面的专著，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参看。中国古代人对真的看法，关于真与善与美的关系的看法，和西方文化不一样。中国古代人往往会质疑，什么是真？哪里有真？何必认真？善才是最重要的。孔子修《春秋》，主要是为了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劝善贬恶，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伦理的目的超越史学的目的。宋代欧阳修为什么要重修《五代史》？宋祁等人为什么要重修《唐书》？前面已经有《五代史》、《唐书》了，当然其中有很多知识性、史实性的问题，但他们之所以要重修，主要是为了“崇节义，贬无耻”。他们觉得唐末五代太乱了，当时的人太自私了，军阀们混战太不像话了，现在要推崇节义，贬低那些自私的行为。他们重修史书，就是为了建立一种道德标准。这就是继承了孔子修《春秋》的精神。史书本来应该以真为第一要务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首先是要求善。史书尚且如此，善高于真，那么文学就更是善高于真了。
再举一个中国古代关于“真”的观念影响到中国古代文体的例子。我最近准备整理研究清代笔记。清代笔记至少可能有1万种，留下来的可能至少有5000多种。笔记是中国古代一种很特别的文体，一般认为肇源于魏晋，兴盛于唐宋，至清代达到高峰。《全唐五代笔记》《全宋笔记》都已整理出版，《全辽金元笔记》《全明笔记》也有学者正在整理，我准备整理《全清笔记》，这样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了。中国古代文人写了大量的笔记，或叙历史，或记见闻，或录传说，或发议论。笔记到底是属于史书还是属于文学？实际上很难归类。它既是史书又是文学，是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文体。为什么这种非真非假、亦真亦假、非史非文、亦史亦文的东西大量存在？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太在乎真假。需要有点真，完全不真也没意思；但是又不完全真，只要写得有趣、觉得好玩就行。所以，中国古代笔记这种文体如此兴盛，蔚为大观，就与中国人关于真、善、美的看法有关系。
中国古代文人和文学为何如此重“善”，重伦理，而不太重真？我想原因很多。首先，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根本上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主要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单位，家庭里面当然要讲善。家国同构，国是家的放大，因此国家也要讲善。其次，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制制度不健全，国家的管理资源、管理技术、管理能力都有限，怎么管理国家呢？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靠伦理来管理。所以汉唐宋明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用道德伦理来管理，成本比较低，效果也比较好。又次，就与文学的创作者士大夫的身份、功能有关。士大夫不仅是立言以留名的文人，还肩负着立德以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治理国家以立功的职责。他们就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们的一切言行中，包括在文学创作中，他们都要贯彻这样一种使命。
再次，中国古代文学如此注重伦理教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的整体结构及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有关。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多个子系统联合构成的，如政治体制、生产方式、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等。但每个民族的文化体系的具体结构又是不一样的，如以什么因素为中心，哪些因素占有更重要位置，哪些因素相对比较边缘等。欧洲很长时期在政治体制上是封建制，宗教居于核心地位。宗教权力曾经很大，甚至凌驾政治权力之上，在社会上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伦理的功能。很多伦理的问题，靠宗教就可以解决。中国与此不同，长时期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历来都是以政治为中心，一直都要维护政治的绝对权威，为什么？因为要加强控制。这么大个国家，不加强控制不行，所以一定要维护政治权力的绝对权威，不允许有别的权力中心如经济权力中心、文化权力中心出现，别的政治权力中心、军事权力中心当然就更不允许有。宗教因为比较有煽动性和组织动员能力，也一直受到制约，早就纳入政治体制予以管理，因此中国古代宗教不够发达。中国古代宗教当然也发挥了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比方说提倡吃斋念佛、行善积德等，但远不像西方的宗教那么强大。西方的宗教承担了伦理的功能，文学就去写好玩的故事就行了。中国的宗教不发达，那么文学就要承担伦理教化的功能。
中国古代文学不是孤立的，而是生存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整体框架中的。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如果某一个部分比较强大的话，就会挤压其他的部分。中国古代宗教比较弱小，文学就要来填补空缺，承担起伦理教化的功能。所以，中国古代文学特别重视伦理，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个体系结构决定的。我们不能仅就文学论文学，而应该将它放在一个整体框架里面，去看各个单元之间的关系，这样才看得比较清楚。
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注重发挥伦理功能，积极参与建构伦理理想，塑造伦理楷模，导致文学创作伦理化，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伦理道德说教。文学理论批评也伦理化，评价一个作品，首先看这个作品道德教化效果好不好，伦理上正确不正确。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这种伦理化？首先，这是一种民族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优点，即特别注重文学对社会的伦理作用。但是，过度的伦理化便成了一个缺点。就像现实关怀传统造成想象力的缺乏一样，过度的伦理化导致了我们的文学不够真，也损害了文学之美。因为太注重善，根据善的需要来描写，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对人性、人生、人世的复杂性的思考和揭示存在较大欠缺，对人的情感的体会和描写也不够细腻。这么说大家可能又觉得不能接受。这一点是日本的学者跟我讲的，说中国的文学不善于写情感，写心理。我开始也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后来发现可能确实是这样。你们去看看《源氏物语》里面写人的感情和心理活动，我们只有《红楼梦》能够和它媲美。一般来说，中国文学写感情、心理都写得比较笼统，比较粗线条，感情的细腻、复杂、微妙，我们是不大写的。因为写着写着，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人性的秘密，就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写出来，因此中国文学写感情、写心理都不愿意往深处写。中国古代文学写人，写心理，写感情，写现实，还是陈独秀先生讲的好，是比较模式化的，套路比较多。因为要按照善的原则写，而不是按照真、美的原则写。过度的伦理化，就会导致不够真；重道德说教，形象性、情感性、故事性也会有所欠缺，美就会受到一定的损害。总之，中国古代文学的伦理传统，既是一个特点，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
近代以来，我们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伦理化基本上是否定的，对文学从事道德说教是否定的，对性理文学更是全盘否定，对宋明理学也是全盘否定。我现在觉得，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理解当时人的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伦理传统，应该持辩证的态度。宋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也非常复杂（刚才贺老师讲了，我有本论文集就是探讨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过去我们对中国古代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看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伦理传统的看法，还是比较表面的，过于简单的。如果我们不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学观念（即文学的特征就是情感性、形象性，因此不能有太多的伦理性），来剪裁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就会意识到，文学与伦理关系密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民族特色。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就是这样，它就在那里。
**而且，中国古代文学的过度伦理化必然引起反弹，引发反伦理化，伦理化与反伦理化的矛盾冲突，构成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张力。**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往往是这样的：当文学越来越注重形式美，越来越注重写情感，比如说进入南朝文学了，到唐代就会拨正一下，让文学重新回到重思想、重伦理的道路上。晚唐到宋初，李商隐、西昆体等又越来越注重写情感、重文采，那么到宋代又拨正一下。明前中期文学过度伦理化了，明中后期就有很多文学家对此提出强烈批评。每当文学过度形式化或过度伦理化时，都会引起人们的疑问，激发人们去思考，文学就是这样的吗？就会予以批判和反拨，并进而探讨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认识就会越来越丰富、深刻。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没有什么不好，实际上是****人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一种紧张或曰张力，这种张力有助于推进文学的革新和发展。
3. 美文传统
所谓美文传统，就是要把文章写得漂亮，特别注重形式技巧。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要把文章写得特别漂亮？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要维持自己的身份，确立自己的身份标志，这个标志之一就是写出精美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士人还有一定的选择空间。到了秦汉以后，中国实现了大一统，知识分子们逐步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军权，没有政权，也没有财权，要生存，别无选择，就只能老老实实做官。皇帝用你，你就有出路；皇帝不用你，你饭都没得吃。于是他们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和功能，那就是熟读读经典，写好文章，这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把文章写得漂亮，比别人写得更漂亮，这样才能出类拔萃，脱颖而出。所以，从汉代的大赋，到后来的骈文，以及诗词曲等，都写得不是一般的漂亮。
例如，中国古代的骈文，特别讲究形式美。清代胡天游、陈维崧等人写的骈文，对仗是那样的工整巧妙，几乎一句一个典故，又是那样的妥帖，辞藻是那样的华丽。我们会叹为观止，感到惊奇，这些人怎么会记得这么多典故，怎么会如此有联想能力，让人不能不佩服。但回头一想，何必这样写呢？好好地把事情说清楚，说仔细，不就行了吗？汤显祖家里起火了，他逮住机会了，写了很长一首诗，用了许多典故，令人眼花缭乱，但火究竟怎么起的，烧掉了多少房子，他们一家遭灾后的感觉如何，却一点也没有说清楚。又比方过去中小学课本里收录过的汪中的《哀盐船文》，写运盐的船起火了，烧死了很多人，写得真是花团锦簇。我原来也觉得写得挺好，但是现在我的看法变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事件，你把它写得如此文采翻飞干什么？为什么不把起火的原因，烧死多少人，烧坏多少船等，好好写清楚？这种写法真的有点不合人情。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当然要追求形式美，要讲究表达技巧。因此，适度地追求美文，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文人士大夫们为了表明和维持自身的身份，过度地美文化，为美文而美文，那就偏离了文学表达真情实感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文学是存在这个问题的，有些作家作品可以说是恶劣的美文化。正像陈独秀先生说的，中国古代文学讲太注重形式和技巧了，过分典雅化、贵族化、套式化。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士大夫们的看家本领，他们一定要显示自己的独门绝活，要构造一个自我角色，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让别人进不来。在语言上，清代的文人还坚持用文言写作，什么叫文言？就是秦汉以前的汉语。到了清朝，距秦汉已经快2000年了，文人还在用上古汉语的字眼、词汇、语法来写文章。其实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民间的语言，早就变了，早就用白话了。大家从现在留下来的一些敦煌文献、元代的一些白话官书、宋元理学家的语录、佛教禅师的一些语录就可以看到。于是言、文脱离越来越厉害。为什么要维持这个文言传统？就是这些士大夫们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要显示自己的独门绝技。
现在有不少人研究清代、近代的词，坦率地说，我认为价值有限。西方列强都打过来了，社会生活已经大变了，各种新的文体都诞生了，还要写这种别扭的东西，就那么几个词汇，风花雪月、离愁别恨等，颠来倒去。到底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感想，用明白的语言，清清楚楚说出来不行吗？其实这些人对生活、对情感并没有什么深刻独到的体会。你看唐宋词人的词，表达得多清楚啊！这些人绕来绕去，吞吞吐吐，就是说不清楚，是因为他们根本就对生活、对情感没有什么深刻清晰的体会，要说清楚反而说不出来，只好这样装模做样。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就是要标明自己是一个读书人的身份，要形成一个小圈子，获得自我认同和小圈子的认同。不是社会大众需要这个东西，是这些文人自己需要这个东西。它们对社会也没有什么意义，只对他们自身有意义。鲁迅先生的《门外文谈》，对此有极为犀利深刻的分析。又比如，现在不少人写旧体诗，只要自己喜欢，怡悦性情，自无不可。但很多写旧体诗的人，坚持说既然写律诗，就要用唐五代时期的平水韵，即使很多字的声、韵、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还是要遵守唐五代时期的规则。当然，每个人可以坚持各自的主张，不必强求相同。我是主张可以用新韵，应该按现在的读音的。唐代人写诗没有说要用先秦的韵，而是用唐代的韵，那现在人写诗为什么不用现在的韵，要用唐代的韵呢？这样学唐诗就不符合唐诗的精神嘛。为社么有些人坚持这种意见，很可能就是为了设一道门槛，让一般人学不会，只有我会，我就有了一种特殊的身份。
我上面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美文传统，也是批评比较多。**但像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伦理传统一样，追求形式的华美、技巧的高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色。**古代文学家在这方面殚精竭虑，确实写出了很多精美的华章，留下了许多瑰宝，这是不能否认的，而且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形式和技巧，与汉语是方块字、单音节文字有关，是符合汉语的特征和规律的，因此是必然的和合理的。古代文学家努力探索汉语的特点，充分挖掘汉语的表达能力，贡献是巨大的。只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的特殊身份，导致了过度的美文化，甚至恶劣的美文化，这种缺陷也是很明显的。